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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文物科技创新论坛9日在四川省成都市举行。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介绍了“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即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最新进展。项目组进一步精确了三星堆遗址埋藏坑(即“祭祀坑”)器物的掩埋时间，确定为商末周初。

据了解，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五阶段(2020-2024)开展以来，项目组不同团队持续围绕辽宁建平牛河梁，山西兴县碧村、襄汾陶寺，陕西神木石峁、延安芦山峁，河南新密新砦、偃师二里头，山东章丘焦家，四川新津宝墩、大邑高山、广汉三星堆，湖北天门石家河、沙洋城河，湖南澧县鸡叫城、孙家岗，安徽含山凌家滩、浙江余杭良渚、江苏常州寺墩等遗址开展系统田野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

陈星灿透露，项目组突破常规检测方法，采用贝叶斯统计和核密度估计法对测年结果进行分析，综合分析考古遗存年代，对重点遗址的关键时间节点探索有了新的认识，尤其是在石峁与三星堆遗址的测年工作中取得了重大突破。

记者了解到，项目组共采集了200多个含碳样品，经过样品筛选、前处理、制备、测量，共得到几十个碳十四年代数据，认为三星堆遗址埋藏坑器物掩埋的时间大致相当，发生在商末周初。

“项目组对中华文明起源的阶段性认识也略有调整。”陈星灿介绍，研究结果表明，大约从距今5800年开始，各个区域相继出现较为明显的社会分化，标志着各地区相继进入文明起源加速阶段，有学者将其称为古国时代。古国时代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距今5800年至5200年前后、第二阶段为距今5200年至4300年前后、第三阶段为距今4300年至3800年前后，距今3800年至2200年期间则为王朝时代。

项目组还深入推进文明起源生业经济模式研究，利用同位素对古代人群迁徙与等级研究取得突破认识。陈星灿说，自距今7000年以来，生业经济反映出明显的区域差异，并在文明化进程中有不同的演进模式。中原及北方地区显示出明确以粟为主，黍、大豆、水稻为补充的混合型农业生产体系；陶寺、二里头等重要都邑性遗址中，出现了果实类经济作物以及牛羊类次级消费品如毛织品等。

陈星灿谈道，手工业经济专门化是各地区文明起源进程中的主要表现，因资源、技术差异有不同体现，但集中性的专门化和规模化生产是各区域社会复杂化的共同特征；而跨区域资源技术的整合是龙山到二里头阶段逐步形成更为广域复杂社会的重要原因和表现。